引言
首先，我们通过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总体数据，看看企业发展的有关状况。目前，江浙沪都入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国有资产总量的前四名（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年，又都进入民营企业数量的前5名（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民营中小企业成长速度前家企业数量的前5名（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
进入新世纪后，又在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方面位居各省市自治区的前列。这表明，江浙沪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成长速度和企业规模，都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前列。
据国家统计局对年末17个副省级城市的资料分析，在一系列工业发展指标中长三角的副省级城市都进入了前5名。工业总产值前5位中长三角的城市占了3个（苏州.54亿元、深圳.27亿元、广州.33亿元、无锡.08亿元、杭州.1亿元）；工业增幅的前5位中长三角的城市也占了3个（无锡、苏州、沈阳、济南、南京）。
工业利润总额前5位中长三角的城市占了3个（深圳亿元、广州.2亿元、苏州.6亿元、宁波.9亿元、杭州.8亿元）。另外，在工业经济综合效益的前10位排名中长三角城市占了4个（南京、济南、广州、深圳、厦门、无锡、长春、苏州、武汉、杭州）。这从侧面反映了长三角工业企业成长与转型的态势。
上海：强势开放和强势*府条件下的企业成长与转型
上海仅有近2万家规模以上的工商企业，但却有力地支撑了全市亿元的GDP、实现了亿元的第二次产业增加值。这充分反映了上海企业在成长与转型中体现出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强势。这种强势，又是在强势开放和强势*府条件下形成的，这是上海企业成长与转型的重要特征。
1.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困局和90年代企业成长与转型的转机建国初期，由于商品奇缺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上海主要发展工业生产、为各地提供急需的工业产品。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和上海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也主要投向工业生产和发展国有经济。
上海成为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同时又是我国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国有大中型企业最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也是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城市功能单一的工业城市。
进入转型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上海要充当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体制弊端迅速显现，经济发展连年滑坡，财*不堪重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低于全国水平，工业滑到谷底，出现严重滞胀局面。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逐步被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深圳、江苏和浙江所替代。这10年，是上海企业的困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迟到的浦东开放开发，确立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定位为转机，从此上海从改革开放“后卫”走向前沿。经过10年的强势开放和改革，上海企业成长与转型的环境才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这10年，是上海企业成长与转型的转机。
强势*府利用强势开放机遇构建企业加速成长与转型的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内生产总值连续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到年GDP达到亿元、人均美元；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量占半壁江山；同时吸引了大批世界强企业、跨国公司资金和人才以及国内大企业总部和企业。至此，香港也强烈感受到上海挑战自己经济地位的压力。
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上海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体制弊端虽然已经充分暴露，但它仍是中国国有经济的重镇，集聚了大批经济效益在国内仍然较好的国有企业、集中了大批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
这种历史条件和背景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它的企业成长与转型，既没条件像珠江三角洲那样借助地缘优势实行外源型突破，也没有条件和必要重复苏南模式的路子，更不可能像温州那样依靠市场草根力量进行“颠覆式”的探索。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强势*府充分抓住和利用强势开放的机遇，通过市场化改革重构了上海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也是上海20世纪80年代“河东”、20世纪90年代“河西”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实践的结果看，上海这个强势*府的定位是：战略的确定、市场体系的建立和游戏规则的制定，对市场化积极引领而非遏制；在强大的外资力量和兄弟省市后发优势的巨大压力下，帮助国有企业和民营力量“搭台进场”；利用国有资产的集中优势、发挥*府的资本运作能力；在运作中高瞻远瞩、善于把握改革的阶段性使改革稳健前行。
这条强势*府与强势开放结合之路的基本路数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目标，系统地推进企业、市场、*府和社会保障体制四维一体的改革和创新。包括，第一、以开发和培育要素市场为改革突破口，利用上海的综合优势创造改革后发赶超效应。
第二，以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府管理体制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等五大改革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化解前进中的矛盾与问题。
第三，利用城市型经济人才密集、素质较高的优势，坚持改革的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有机统一；第四，以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大都市为目标。另外，在扩大利用外资中抢占国际化制高点、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实行*府分级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着历史性的建树。
企业成长与转型的基本格局
打破国有企业“一枝独“占””、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垄断格局，改善企业成长与转型的*策环境。对上海这个国有经济的重镇来说，这是改善企业成长与转型的难点和重点。到年中外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2％和利润总额的60％，居所有经济类型的榜首。
同时，国有经济进行了收缩层级、跨度、比重的调整、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改组，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另外，吸引国内各地企业到上海投资，仅年新增到沪投资企业就有家，注册资本总额.18亿元。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内各类企业“增量”，可以说是上海企业成长与转型的一个独有特色。
成长性产业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压缩和调整传统产业和衰退产业、形成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业环境，对企业成长与转型至关重要。上海国有经济向优势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产业和大企业“三集中”；对传统纺织业和轻工业实施“兼并重组，减员增效”、“退二进三”，-年末全市制造业从业人员净减了.36万人。
以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形成的六大支柱工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的63.4％，贡献率达到81.3％。与此同时，还发展了以企业小而精、小而专、多样化、个性化和民营企业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就业容量大为特色的七大都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度化，使上海产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性；产业良好的成长性，就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3）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企业成长与转型。改变企业的分散布局、形产业区位和集聚效应，十分有利于企业成长与转型。上海通过调整，正在形“1＋3＋9”的空间布局新格局（“1”是指浦东新区，“3”是指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
“g”是指九个市级工业园区一一莘庄、宝山、嘉定、康桥、松江、奉浦、金山嘴、青浦和崇明）。在工业布局上已形成六大重点产业基地，其中微电子产业基地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占全国51％，已成为世界主要的微电子开发和生产基地之一；重点发展特种钢、不锈钢和普碳钢，成为世界级的钢铁生产基地。这样的空间布局，大大有利于企业借助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加快成长与转型。
（4）借助现代企业制度、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化企业成长与转型的内在机制。企业成长与转型，最终取决于借助现代企业制度、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化企业成长与转型的内在机制。年上海基本完成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上海企业普遍注意把引进技术和管理、加大科技投入与管理人才优势相结合，用技术进步和先进管理提升微观经济效益。年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居全国领先地位；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4.5％；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8.2％。
浙江：市场主导下原生型、内源式的企业成长与转型
浙江地方国有资产总量在全国居第三、民营资产总量在全国居第一。民营企业数量、实现总产值、出口创汇等连续几年居全国首位；在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强中浙江占位、在全国民营企业最具竞争力的50强中浙江占26家、在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中浙商占4席，都位居首位。-年，浙江人均GDP从元人民币增加到近3千美元。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4，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9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
如果说上海企业成长与转型，主要是强势开放和强势*府安排下自上而下的一种变迁，那么浙江企业成长与转型路径迥然不同，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依靠市场草根力量进行“颠覆式”的探索”，是中国独树一帜的自下而上的原生型、内源式的变迁。
从家庭工业、小商品大市场到发展块状经济、民间资本外溢
-年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仅人均元，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50％。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的发展仍然没有等国家投资而是靠激发自身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这个经济主体，就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30几万家企业；这个内在活力，则来自一个极富成长性和适应性的模式，即家庭工业的生产基地十小商品大市场的销售网络十民间资本的投资推动。主导力量是市场，微观基础是民营企业。
基础层面，是面广量大的家庭小工业形成的企业集群，一批批农民借助邻里效应做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产品充分体现专业分工的竞争力。中间层面，是“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由专业市场连接成的优势产品行业块状经济，涉及个小类行业，形成以绍兴的轻纺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群、永嘉的纽扣产业群为代表的专业镇和特色县（市）。
上层，是从所有制结构多元延伸到投资结构、产权结构、财产组织形式多元的行业骨干企业“小巨人”和大集团公司，把资源配置范围从省内区域市场发展到全国大市场再到国际大市场，领域从能源、原材料扩展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
“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浙商群体的创业激情，推动阵阵投资热潮使浙江企业不断成长和转型。其中，企业和资本对省外的外溢扩张，是突出的浙江特色。目前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万之多，加上境外的万，有万浙江人在中国和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
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亿元，投资总额达亿元，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促进组织就有个。浙江人、浙江企业、浙江资本的外流外溢已经成为浙江企业成长与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
企业成长与转型植根于以轻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浙江的个体户80.5％从事服务业、15.5％从事制造业；私营企业则61.86％从事制造业、31.86％从事服务业。而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加工业为主。（1）从家庭工业到现代产业、家庭企业到现代企业的演进。起步阶段是发展家庭手工业、生产和经营小商品，并且由低级到高级经历了农工兼营、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场三种形态。
企业组织形式，则由个体户、家庭企业到公司制企业的转变。乐清市电器产业专业化趋势和以正泰、德力西为代表的大公司大集团的崛起，则标志着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进而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吸引私营大企业入驻，通过资本经营、企业并购，活跃并带动全省的资本市场，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
从集贸式市场到现代市场网络的演进。个私经济产品与市场靠小商品市场联系，从集市贸易式的小商品市场到专业市场，是初期市场形式演进的一个阶段。依托的市场形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集市贸易、专业贩运户和个体商业户，到地产外销、外产地销的专业市场和远程贸易的个体商业户私营商业企业，再到依靠购销网络和长期供货合同的无形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则经历了一个把半开放的小商品市场十家庭作坊模式，演进为全开放的营销网络十采购加工订单＋资本经营模式的过程。市场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的
发展扩大了市场容量，市场容量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形成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从遍布开花到专业生产基地的演进。这是个私经济产业空间形式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变化。从一人带一户的家庭工场到一户带一片的专业生产，再到一村（乡镇）一品专业生产基地。比遍地开花的乡村企业的布局形式前进了一大步。
这些演进趋势，都反映了浙江个私经济为实现自己的活力，寻求有效产业形式、市场形式、企业形式及其整合方式的努力。年浙江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43.8％，有14个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全国同行业10％以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省外贸出口的93％，年浙江26家省属大型国企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利润首次超过亿元。浙江企业在调整产品结构、转换经营机制、积极扩大市场过程中“做大做强”。
江苏：*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企业成长与转型
长三角“江苏板块”的企业成长与转型模式，介乎上海和浙江之间，既取上海强势开放和强势*府的某些可移植之长，又大力移植浙江草根民本经济的经验。这种“兼容”“折中”，并非只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智慧”，而有其客观的“初始条件”和深层的“路径依赖”。
1．兼有大工业和草根工业两种传统发展模式的演进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一是借浦东开放开发之势形成三资企业发展高潮，一是借温州模式之势形成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热潮。再加上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迅速发展，于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江苏板块”的企业成长与转型，形成了国有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进入21世纪，长江三角洲“江苏板块”的企业成长与转型，进一步与江苏实施的沿江开发战略相融合，进一步寻求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资本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趋势相融合。
长江三角洲江苏板块的企业，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和改制、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还是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都有*府主导的明显烙印。既不是上海那种*府强制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也不是浙江那种“小*府”对自下而上的宽容宽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苏州模式为代表，县市乡镇*府组织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组织“第一次改制”的承包经营，组织“第二次改制”形成“次生型”民营经济；各级*府管理和调控经济、推动市场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仍然是县市乡镇*府组织，组织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些*府主导和组织，又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府，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遵循资源配置市场化法规和国际惯例，不断校正自己的主和组织行为方式的过程，是一种*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
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个微观经济板块，在地方国有资产存量都位居全国前列的条件下各具特色：上海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强、少而精，浙江是民营企业一枝独秀、国有经济比重小总量大。江苏则是“外企国企民企”三箭齐发三分天下、比较“均衡”。
目前，江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约24万户、规模以下工业单位数则有42.6万户。在江苏企业的三分天下中：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跃居首位。外商和港澳台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35.5％，独占鳌头。
完成的出口额更高达全省的74.5％。这主要由于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后，大量成功地引进了外资。年度全省协议注册外资.8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实际到账注册外资.4亿美元，同比增长14.5％。
累计到年底，全省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家，合同外资.3亿美元，实际到账.1亿美元。成为区别上海和浙江的一个重要特征。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于浙江起步较晚，年民营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还只占全省的22.4％。根据目前快速发展的势头，估计年比重将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名副其实的三分天下。
国有经济通过战略性调整，年占全省国民经济的比重已降至23.8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省的19.85％，另外集体工业占5.4％、股份制工业占16.8％。
在长江三角洲“江苏板块”的企业中，外资企业的地位更为突出。这些外资企业，带来的产业链延伸效应、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的示范效应以及市场竞争压力，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企业成长与转型模式的多元化：昆山、常熟与江阴
从市县层面，可以进一步看到长江三角洲“江苏板块”企业成长与转型的丰富多样性。这里选择昆山、常熟和江阴作一个分析。这三个市，在江苏县市中的排位，除总人口三市差别较大、居民人均储蓄存款江阴略有差别之外，其他指标三市都在前四、五名之中差别不大，都是江苏县市中的佼佼者。这三个市，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有迅速发展。
但相对而言，昆山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主要依靠外资支撑区域经济。昆山出口总额分别为常熟、江阴的4倍和4.6倍，正反映了这一特点。常熟以民营企业为主，主要依靠民间资本；江阴也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但主要依靠14个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
这两市虽然人均生产总值与昆山有相当差距，可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且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却略高于昆山，其中江阴高出昆山近千元。这说明，就“富民”而言，常熟和江阴的路径比昆山路径更优。
结语
以外资企业为主、以民营企业为主和以上市公司为主，是目前在长三角的“江苏板块”中有代表性的三种路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发展前景，将是两种资源的结合、两个市场的融合和各类企业的竞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