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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女性“人工授精”中的道德与权力

广东省计生委副主任刘银燕昨日表示，未婚生育是违法的，人工授精术是一种辅助生殖技术，是针对有生育困难的已婚夫妇展开的。对于未婚的女性，不允许通过这种技术生小孩；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广东累计少生近4000万人，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避孕节育技术的完善来实现的。（6月18日，《南方》）“道德”的标准被滥用的时候，也是一场场络论战愈加激烈的时候。君不见，“很傻很天真”、“很*很暴力”之流充斥络，被骂的狗血临头，抱头鼠窜。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活跃着“道德主义者”。在舆论民主刚刚萌芽的时代，他们丝毫不会吝惜自身的意识标准，甚至将无尚的道德泛化，并奉之为“金律”。于是，稍有哗众取宠者，便会引起一轮道德的批判。国民的素质果真如此高尚，他们所标榜的道德准则果真应万民所举？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道德的泛化想抹煞我们的权力。如果说，络上泛众化的道德批判是一场场规模巨大的“谩骂游戏”的话。那现实中，对于“私生子”、“公生子”的界定似乎昭示着这场道德批判游戏的现实意义。禁止未婚生育，甚至是禁止未婚女性通过“人工授精”生孩子这样的规定，更是给高举道德旗帜的叫嚣者撑起了一个硬挺挺的腰杆。伏尔泰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事实上，未婚妈妈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需要，男女比例的失调，个别区域和地区人口发展的不平衡，都可能让世界上出现我们所谓的“单亲家庭”。况且，经济的相对独立，生活环境的改善，也为单身家庭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从女性的生育权上来讲，不管是群体的立约，还是道德的樊篱，恐怕都难以抵御原生权力对于生命的呼唤。反观之，为何一些女性甘愿自身承担家庭的责任，为何会冒天下之大不违而行之。这就是母性的神奇和伟大。千百年来，母爱可以包蕴的生命罹难不仅仅是一部部史书可以颂扬的。然而，对于单身妈妈的母爱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定，相反却长久的被致以道德的批判，被拖上了“反道德”的评审台。依次看来，对于逆境中的母亲是不公平的。在我们苛刻的在理想中执行道德标准的时候，我们剥夺了太多女性的权力。不可否认是，对于未婚者生育权力的剥夺甚至上升到国家法律的角度。但道德的纠葛与律条的迁绊之间是否能够有一条关乎人性的道路呢？理想中的道德终究无法代替现实中的需求与困境，理想中的道德毕竟不是现实的境遇。人们满足于理想中道德的批判，道德的开化止步与理想之中，绝非中国人致力于公民权力建设、民本建设的福音。道德的批判仅仅是一个虚空在上的复杂境界。固然也有神奇和伟大的一面，但也有有所偏颇的。姑且不论道德的利剑被激怒的民众利用，其最大的局限，在于理想化的境界无法让承受屈辱却背负责任的母亲们走出困境，更无法让那些渴望能够成为母亲的女性们顺利的产下“婴儿”。因为，这产下的生命，可能就会背负上“私生子”和“野种”的骂名。如此，我们毁掉不仅仅是一位母亲，还是一个新生命的未来命运，更是一个标榜道德却又不顾人性的社会意念。在我看来，理想的道德或许值得称许，但首先应该体现于国民的现实。道德亦应爱护每一个国民应有的自古就有的权利。结婚不结婚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要不要孩子更是他们的权利，都应当尊重。如果一个不想结婚的女性完全有机会不结婚就通过“人工授精”得到孩子，释放其母受，并承担起孩子的抚养义务，我们又有何理由拒绝这样的“合法”要求呢？我们不至于让个人成为民众舆论的牺牲品，不至于让道德成为利刃，更不至于让标准化的制度泯灭了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本”思想。唯有如此，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