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钟摆式迁徙的农民工返城困难，凸显了城乡二元格局下“打工经济”的缺陷，说明大城市化道路无法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应以城市群、城市圈为发展方向，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的城市网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缺乏的不是大城市，而是发展良好的农村小城镇，只有注重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使其成为区域骨干城市的经济支撑，才能提升区域城市群的发展能力，进而形成城市圈，建构出经济活跃的城市网络。
对于农民兄弟来说，今年特别难。来自农村的我们，总在思考一个问题：都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为什么农民兄弟如今身在家乡，心系远方的焦虑却如此之重？答案当然在于城乡二元发展格局下的“打工经济”，如果不破除这个格局，实现农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型，农民兄弟的这种焦虑将会继续下去。
论及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大城市化是一种十分时髦的观点，通过发展大城市把农民转移进城，既有规模经济，又能实现真正的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让农村流动人口“摆”回农村之后，无法及时“摆”回城市，形成两个奇特现象：一方面城市企业复工找不到工人；另一方面大量农民滞留乡村找不到工作。
它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至今没有完成转型升级，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农民工断档对产业发展形成毁灭性打击，所以不得不要包飞机、包高铁抢民工；二是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仍然是单一农业，无法提供就业岗位，农民的收入增长依然依赖跨区域外出打工，一旦这条道路被疫情阻断，基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所以，包飞机、包高铁接民工返城复工，不是什么“硬核”，而恰恰是“软肋”。
如果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中国有什么办法让农民走出“钟摆式迁徙”过上好日子吗？笔者认为，最理想的道路是以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思维，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的城市网络。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先从概念说起。我们知道，所谓城市，是一个空间聚落，在历史上是先有用于防御的“城”，后因为要满足“城”里的生活需要才有了“市”，随着“市”的繁荣进而发展出为“市”交易的产业，吸引人口聚集，成为今天所说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就是指把一个城市做得很大，人口很多，就像有人主张的把上海建成万人口的城市那样。怎么建呢？一般的做法就是从城市中心开始，不断摊大饼式地往外拓展，一圈又一圈，城区的范围不断增大。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是这样建起来的，许多如今的大城市在20年前只有一环、二环，如今都有五环甚至更多，这就是大城市发展的思路。
如果我们讲城市群，那就不是大城市的概念了。因为“群”不是个体，要有很多个体聚在一起才能称为“群”。城市群就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聚集着多个城市，这些聚在一起的城市，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相互的关联性，城市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我们说长三角城市群，就不单单是指上海这个大城市，而是由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在内的一定空间范围内的27座城市形成的“群”。显然，发展城市群跟发展大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发展大城市往往强调的是“规模效应”，而发展城市群更强调城市之间的“协同分工”，思路是不一样的。现在是分工的时代，城市之间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所带来的“协同效应”，比“一城独大”的“规模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得多。
最近网络上不少比较江苏与浙江的文章，似乎对浙江的褒奖要远远超过江苏，不管是这次防疫还是疫情之下的企业复工举措，似乎浙江都是领先于江苏的硬核榜样。但在笔者看来，浙江和江苏是长三角两个各有千秋的发达省份，地理虽相近，城市化发展道路却不同，这种不同在早前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中就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从城市化道路来说，浙江是“省城独大模式”，杭州在浙江的地位远超过南京在江苏的地位，这就是人们常常对浙江津津乐道的一个原因，其中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省会城市首位度”。江苏走的是“城市群模式”，沪宁线上短短的公里距离，摆着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5个城市，经济实力最小的镇江，人口只有不到万，GDP总量却在亿以上，更不要说苏州、无锡了。因此，尽管江苏与浙江的地理面积相差无几，但要比GDP总量、人均量、公共预算收入、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等，浙江与江苏相比还是差距不小的。
进一步比较就会发现，浙江是靠以家庭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起家的，因为家族式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选择的产业基本上也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因为这样的产业选择，专业型市场变得非常重要，所以造就了“义乌小商品城”的辉煌。江苏由于是靠以集体社队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起家的，集体企业规模比家庭私营企业大一些，所以江苏的产业结构以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为主。
浙江和江苏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两个省有诸多不同：浙江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业发展，需要包飞机和高铁去西部地区拉民工，江苏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对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就不是那么急切；浙江做的大多是轻工业产品，只需要城市之间的产品分工，比如海宁做皮革，嵊州做领带，不太需要城市之间的产品内部分工，而江苏做的大多是现代重型制造业，需要有城市之间的产业内部分工，比如镇江做的很多零部件，就是为南京和苏州等城市的整体组装服务的，城市之间的协同在江苏显得非常重要；浙江家庭式的私营中小企业比较多，而江苏现代公司制的大型企业比较多，所以江苏GDP总量大，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要比浙江少很多，这就是人们常说浙江藏富于民，江苏政府有钱的重要原因。
从浙江与江苏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城市群的发展有不同的模式：浙江以杭州为核心，省城独大，可以称之为“轮轴型城市群”，由一些骨干城市围绕省会城市这个核心来布局经济发展，省会城市就像一个平台，聚合着各个骨干城市的经济力量；江苏省的地级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不是围绕南京转，个个实力非凡，号称“十三太保，散装江苏”，可以称为“马歇尔式城市群”。由此看来，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并不止一种，没有必要在全国强行推动“大城市化”道路，各种不同的城市群发展模式，都有其清晰的历史路径依赖。
但是，无论何种城市群发展模式，除了需要骨干城市之外，都需要大量的小城镇作为支撑，这倒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城市论者喜欢用东京来证明大城市化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看看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发现，东京都核心区的人口万，外层的东京市(底下管着好多个城市)人口万，再外一层的区域叫做东京都市圈，人口则有万，象埼玉、千叶、横滨、神奈川都囊括在内。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城市圈”，这是一个圈层结构，由核心城市、骨干城市、中小城镇组成。我们今天可以把长三角看作是一个城市圈，核心城市是上海，骨干城市是长三角的其他20多个城市，而最外围的则是众多的小城镇。长三角经济之所以发达，关键是因为在核心城市和骨干城市底下，存在无数的小城镇，可以源源不断向它们输送物质资源，最终汇聚出巨大的动能，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
从概念上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只建设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叫“大城市化道路”，就是把某一个核心城市建得大大的，一环又一环；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建设“城市群”，就不一定要扩大某个核心城市的规模，而是要让众多骨干城市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形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就像现在所说的“长三角一体化”；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建设“城市圈”，那除了要注意城市群建设，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外围的小城镇建设，以提升各骨干城市的能力，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比如说，要是没有昆山、常熟这样的县级城市及其下面的农村小城镇做支撑，就不会有苏州的城市实力，那长三角城市群的能力就要弱得多。
那么，如果中国要发展城市群，建设城市圈，构建城市网络，缺的是大城市还是农村小城镇呢？答案显然是农村小城镇。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现在有近座城市，其中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多个地级市，多个县级市。
这些城市是目前中国公共资源的主要投入流向目的地，有着与农村完全不一样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保障。如果大家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座落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地级以上城市，繁华的程度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东部地区城乡差别很小，中西部地区则是人们所形容的“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
由此可以判断，如果现在要在各区域建设城市群，城市圈，形成城市网络，
